向来温文尔雅的苏州河，蜿蜒而至武宁路、长寿路一带，连续形成了状如“佛手”的几个河湾。而这只“佛手”的大拇指，就是苏州河第二湾“潘家湾”。潘家湾之名始于19世纪初，当时河岸北面附近村落里主要集聚了潘、张、陈、谭四姓的村民，其中潘姓最多，又因为恰好处于河湾处，所以当地人将此称为潘家湾。潘家湾范围，以今日地名划分，就是苏州河昌化路桥以东带。闻名天下的荣氏家族在这里崛起。

一、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潘家湾

20世纪初，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的条约，进一步加速了对中国的掠夺。与此同时，世界近代工业的发展和我国民族工业的崛起，需要寻找更合适的发展环境。上海的苏州河畔，以其舟楫之便，劳力充沛，地理位置优越，成为国外垄断资本和中国民族资本竞相寻觅发展的地方。在这样的背景下，湾北的潘家湾路、湾南的莫干山路和澳门路一带，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成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当时民族资本的“纺织王国”、“面粉王国”，中国近代第一个机器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都诞生于此。让我们看看粗略数据：

1900年，上海第一家机器面粉厂阜丰机器面粉厂，由孙多森、孙多鑫兄弟创办于今莫干山路120号。

1900年，公共租界工部局铺设本地区自来水管和地下水管。

1905年，英国煤气公司开通本地区煤气管道。

1907年，中、日商人合办九成纱厂(后被荣氏买下改名申新二厂，位于今宜昌路96号)。

1908年，公共租界工部局接通本地区电力。

1911年，日本内外棉三厂设立于今宜昌路320号。

1912--1923年，日本内外棉在澳门路附近陆续开设四、五、六、七、八、十二、十五厂。

1913年，荣氏开办福新面粉厂。

1917-1920年，华商开设溥益纺织厂、统益纱厂、溥益纺织二厂……

短短20余年，这里开设了20多家面粉、纺织厂。这片小小的土地上忽然烟囱成林，机声轰鸣，成为当时全中国最密集、最重要的纺织、面粉中心。

二、荣氏家族的崛起

1.面粉商机

民国时期我国最大的企业集团荣氏集团，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做大，在这片土地上腾飞的。

荣家的创业人是荣宗敬(1873-1938)、荣德生(1875-1952)兄弟。他们的父亲长年任广东的海关税务员，一生勤俭节约，积累了一笔不菲的资金。荣氏兄弟都是钱庄学徒出生，父亲退休后就拿着父亲的积蓄，于1896年在上海南市开了家名为“广生”的钱庄，前几年的生意都很一般。1899年荣德生应邀上任广东税局总账，上海的钱庄交给荣宗敬一人打理。来到广东后不久，荣德生便发现，各种货物营运都要征税，但有一样却是例外，就是进口面粉。他立即着手调查，原来，清朝与外国签订通商条约时规定，外侨要吃进口面粉，中国海关不得收税。实际情况是，进口的面粉量之大，远超在华外国人的饮食需要，洋行正是利用免税条款在华大肆倾销面粉，赢得超额利润。荣德生精于财务，面粉行业的利润远比兄弟俩辛苦经营的钱庄大得多，而且来得快。于是兄弟俩杈衡后得出结论：第一，面粉免税，利润高;第二，“民以食为天”，面粉销售有市场，而且市场大得无法估量;第三，面粉加工并不太难，而且上海就有面粉厂，可以照葫芦画瓢;第四，干新式实业比钱庄扎实，发展前途更大。兄弟俩都是坚毅果敢的人，他们一旦瞄准，便立即行动。

考虑到对环境的熟悉和就近取材，他们把工厂办在家乡无锡。办厂需要30000元，而他们当时的财力仅有3000元，于是，决定招募股份，与人合办，由荣德生主持筹建工作。

2.初露锋芒面粉商机

在当时的中国，办企业绝非易事，有些阻力根本预想不到。土地备好了，石磨面粉机器也从法国预订了，却没想到第一关就卡壳了。无锡的权势集团因为荣氏没有向他们烧香送礼，便从中作梗。他们利用乡民的封建迷信意识煽风点火说荣家工厂竖起的烟囱“有碍风水”，纠集乡民闹事，阻止建厂，他们上县衙门递状纸，知县勒令停工。荣家先是据理力争说烟囱对风水没影响，并把官司打到县衙门，但土豪劣绅们不予理睬，乡民也群起围攻，知县依然不许开工，致使土建工程停顿数月。而这时订购的机器即将运到，厂房再不建起来，机器往哪里安放?此事惊动常州知府，知县亲自前来勘查，乡绅死不让步，知府也不敢公断。荣德生急得只好托人向两江总督求情，一面请人四处活动。总督刘坤一是一位洋务派，提倡实业，荣家总算得到鼎力相助，总督批示：

知县办理无方，先行摘去顶戴，以观后效。具呈阻挠各人，查取职名，听候参详。

逆历史潮流而行动的人，终将被历史的车轮所碾碎，在荣家前进的道路上倒下了第一位官员——常州府知县。

总督一道命令，乡绅们吓得屁滚尿流，没人再敢阻止荣家的工程，厂房很快建好了。1902年3月17日，荣氏首家工厂“保兴面粉厂”成立，日产面粉300包。1903年，原大股东退出，荣氏兄弟增股为24000元，占50000元总股本近一半，成为最大股东，厂名改为“茂新”，并决定购进产能更高的钢磨，日产面粉500包，加上石磨出产的300包，日产达800包。同时，高薪延聘销售能手，迅速打开北方市场。1905年茂新每日纯利达白银500多两。这一年，荣氏兄弟共赚白银66000两之多。

1907年，荣氏兄弟与人合股开办“振兴纱厂”，厂址紧邻茂新面粉厂。虽然大股东不是荣氏兄弟，但作为发起人，标志着他们迈出非常重要的一步——进军纺织业。

3.创立名牌

1908年始，厄运连连光顾荣氏家族。先是当年荣宗敬跟随他人投机橡胶股票血本无归；1909年他从国外购进一船面粉，轮船在印度洋触礁沉没，亏损5万多元，茂新的股票从100两面值跌倒十几两，他主持的广生钱庄信誉大跌，债主天天上门逼债。为了重振家业，荣氏兄弟调整策略，于1909年底，关闭了广生钱庄。一心一意办实业。他们以实业家的魄力和眼光在十几两的股价上买进茂新股票，并向洋行贷款12万两，翻建厂房，去美国购置最先进的钢磨，殚精竭虑，只用了1年时间，茂新面粉年产能力突破89万包，比建厂初期提高十倍，跻身全国大厂行列。

创立品牌光有数量是不够的。茂新追求面粉质量上乘，粉色优良，而且每包粉准斤足分，从不短斤缺两，售价虽超过老名牌阜丰的“老车”，但仍然广受欢迎。好内容还需靓丽的形式来衬托，茂新参照外国的面粉袋改变包装，从式样到颜色都有别于国内厂家;再次，茂新设计的商标取名“兵船”，图案是一艘军舰行驶于海上，中英文并列，很有特色。就这样，“兵船”启航远征，在未来几十年中它是中国面粉的最佳品牌，不仅征服了中国，还远销世界多个国家。

4.称雄上海

荣氏最早的面粉厂和纺织厂都开在故乡无锡，1913年，雄心万丈的荣氏兄弟开始进军大上海，集资四万，荣氏二万占一半，选址今莫干山路260号，开办上海“福新面粉厂”，并沿用“茂新”的“兵船”牌子。由于品牌优势，开厂数月就赚了四万多。荣氏兄弟趁热打铁，提出：“我们应四年不取红利，把利润用来扩充企业，要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多才好!”股东们被说服了。

当年夏天，福新租用了不远处的中兴面粉厂;冬天又集资十万，在中兴边上置地开办有着六层厂房的福新二厂，日产面粉5500包。1914年，又斥资15万，在福新一厂旁购地开办福新三厂，厂房也是六层楼。短短两年，来源于福新一厂的资金，扩张成四家面粉厂，荣氏面粉集团一跃成为全国老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交战，各国粮食生产大幅度下滑，中国因面粉价廉物美，成为列强的主要采购国，上海更是他们抢购面粉的核心地。“兵船”牌在当时是外商抢购的首要目标。于是，福新、茂新的机器日夜轰鸣。到1919年，荣氏已经拥有福新六家、茂新三家，共九家面粉厂，日产面粉42000袋。据《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对1921年上海各厂产量的统计，上海民族面粉企业日产量93500包，福新系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共八家厂产量51000包(此外荣氏无锡的茂新已有四个厂，日产21000包)，占到上海面粉业的大半壁江山，而原来的面粉大王，最早开办机器面粉厂的孙氏阜丰厂日产只有6000包，不及福新的八分之一。福新成为不折不扣的“超级大王”。

从古至今，吃和穿是国民的最大开销，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货物也要包装，市场对布匹的需求激增。荣氏家族一方面大力整顿无锡的振兴纱厂，另一方面又把眼睛瞄准上海。1915年，荣氏兄弟在上海周家桥开办申新纱厂。不久，以40万元购得一个纱厂，更名为“申新二厂”。不久，申新的“人钟牌”棉纱因其质量优良被定为标准纱。1921年又在无锡建成申新三厂，拥有纱锭五万，规模居无锡第一。此后不久，又在汉口建立了申新四厂。

由于开办的工厂太多，为了便于集中管理，1921年荣氏兄弟在上海成立“茂福申总公司”，统一管理所属企业，荣宗敬任总经理，总公司不设董事会，股东大会也无实权，一切权责集中于总经理，各厂的经理、厂长对生产负全责，总公司则掌握各厂的原料采购、产品销售和资金调动，这是荣氏企业独有的管理特色。

三、潘家湾的拓荒者——孙氏兄弟

潘家湾，虽是弹丸之地，却在中国历史上作出如此辉煌的业绩。谈起潘家湾的今昔，我们不能不介绍潘家湾的拓荒者孙氏兄弟。孙家也是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大财团。

1.商海拓荒

潘家湾在进入20世纪时，还是一片无人知晓的平常土地。第一个相中潘家湾并在这里打拼出火红事业的，是孙多森(1867-1919)、孙多鑫(1865-1906)兄弟。可以说，正是他们的到来和辉煌，才吸引了无数后来人，才孕育出中国现代工业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潘家湾。

孙家祖上并非等闲之辈。孙多森、孙多鑫是晚清重臣子弟。孙氏为安徽寿州人氏，其家族占有寿州一半土地，被称为“孙半城”。孙氏家族中经由科举步入仕宦者不乏其人。官职最大的是孙家鼐(1827-1909)，咸丰九年状元士，历任翰林院侍讲、武英殿大学士，官至侍郎、尚书。他这一辈兄弟五人出了一个状元，三个进士，一个举人，寿州有对联称孙家：“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当孙氏进军潘家湾创办“阜丰面粉厂”时，任总董的便是孙家鼐的亲侄孙、曾任临江知府的孙家鼎；任总经理的孙多森，身为候补道、劝业道;协理是孙多鑫，为光绪年间的举人，江苏补用道、直隶候补道。孙多森、孙多鑫的外祖父则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之兄、两广总督李瀚章。孙氏家族通过几代人的官场聚敛，积累了巨额财富。1893年，孙多森经营食盐又赚了一大笔钱。其后，世道巨变，甲午中日战争后又是八国联军侵入。孙多森眼见洋粉充斥，面粉利润甚厚，又值其兄孙多鑫从外祖父李瀚章幕下退出，回到家乡，兄弟俩便商量创办面粉厂。

1897年，孙氏兄弟开始调查各地面粉厂，那时上海的英商“增裕机器面粉厂”试机出粉，他们便给增裕小麦三百石入磨试验，以了解粉质、计算利润。结果出粉八成，粉质优良，一算成本，竟净赢320元。于是决定开办一个类似增裕的机器面粉厂。1898年孙多鑫赴法国、美国考察后，认为美国机器上佳，便以22000元定了一套美国机器，并以美国的机房图样仿造。1900年6月，阜丰面粉厂正式投产，所选厂址就在今天潘家湾的莫干山路120号。

当时，清政府正在奖励实业，孙家鼐辞去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官职，积极支持办厂，并以其长子名义投资二万元，该厂的注册，由孙家鼐直接上书慈禧，得到慈禧的核准。阜丰面粉厂立案注册顺利，还被批准“概免厘税，通行全国”。

阜丰面粉厂开办第一年，因缺乏经验，产品滞销，亏损七万多两，但第二年就采取回佣、期票等手段与洋粉竞争，终于打开销路，扭亏为盈，获利十余万两从此连续赢利，随之添置机器，扩大生产。

2.远东第一

阜丰面粉厂开办初期日产面粉2500包，经过多次扩建，达到26000包，其利润之优厚，在同行中首屈一指。该厂除第一年亏损，1901至1903年，每年盈余十余万两，三年的收益就超过了投资。

其后直到1921年，年赢利水平低则百分之二十多，高则百分之六十多。根据资料，从1920年到1940年的20年中，该厂赢利579万元，再加上股息红利313万，公积金128万，合计为1020万元。而且这是根据股东大会的“明账”计算，实际上资本家都有“暗账”，业外人是不得而知的。据估算，其不动产溢价有250万，各料盘存和面粉存货约400万，历年拨付新厂投资约200万，拨付中孚银行(孙家为大股东)约600万，股息红利250万，这“暗账”几乎达2000万。

利润如此丰厚，除孙氏经营有方，也有压低工资、盘剥工人的因素。孙氏所招工人，90%为老家安徽人。这些工人原为孙氏佃户，便于控制，又可压低工资。

当时农民到寿州做帮工，每月收入约1吊钱，而在阜丰做工，月薪7元5角，即使扣除伙食费3元，还有4元5角，比在寿州帮工多得多了。所以他们很愿意来阜丰。但是，他们的工资比上海同行低15%。比如1913年多数厂的工资为8~10元，阜丰为7.5元：1939年荣氏的福新厂工人最低工资为16元，阜丰为12元。

几次扩建后，到1932年，阜丰日产面粉达26000包：1937年“全自动麦仓”落成，阜丰面粉厂工人近500人，其规模远远超过当时民族资本中号称“最大”的面粉厂——荣氏的福新八厂，而且被誉为“远东第一”。

3.稳健经营

阜丰开办不久，就面临洋粉输入日益增加、内资机器面粉厂不断开办相互竞争的压力。孙氏兄弟很注意提高产品质量，创立阜丰的优质品牌。他们研究不同小麦的物理化学成分，进行合理配方。每批小麦进来，都要进行化学定性，分类储存，这在当时是少有的。为防止差错，下麦工人穿不同颜色的衣服作为标记，按搭配顺序进行下料。1937年自动化圆筒麦仓落成后，即由机械控制配料。一系列先进的工艺和严格的管理，使得该厂“自行车”牌面粉受到客户赞誉，被誉为“老车牌”。用“老车牌”面粉做油条，比其他面粉可以多出两根，用户的欢迎程度可想而知。

国外进口的小麦质量稳定，而且比国内要好，虽然价格贵些，阜丰坚持用洋麦。据不完全统计，从1922年到1936年，阜丰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进口麦子1283550吨(其中1924、1926、1929年无记载)，占其用麦量的60%，这样就从源头上保证了阜丰面粉质量的领先，“老车牌”成为老名牌。

阜丰的信条是稳健经营：“厚储公积以固基础，不投机以图幸获，不添厂以虚声，庶可维持现状，静待时机以期逐渐发展。”薄利多销、稳健发展是阜丰一贯的作风。1930年麦子紧张，荣宗敬的福新面粉公司购进大量本麦和洋麦，囤积居奇，岂料次年麦价下跌，仅1931年福新各厂就亏蚀178万元，而当年阜丰的盈利却有增无减。可见阜丰的稳健之功。

4.从阜丰到“阜、孚、通”财团

孙氏兄弟与荣氏兄弟一样，雄心物勃，目光远大，阜丰取得辉煌成就，但他们绝不满足于此。随着利润的积累、财富的壮大，他们的目光已经看得更远，目标定得更大。1915年，孙多森在北京创立官商合股的“通惠实业公司”，资本159万元，专营各种企业投资。1918年，孙多森在山东烟台创办“通益精盐公司”，资本30万，其中通惠投资11万。同年，孙多森在哈尔滨创办“通森采木公司”，投资10万，由通惠独家经营。

孙多森创办的企业中，1916年创设的“中孚商业银行”规模较大。其总管理处在天津，上海、北京设分行，上海、北京、南京、苏州又有多处支行，还在天津郑州等地有办事处。中孚创立时员工192人，资本100万，通惠投资60万，1927年增资50万，1930年再增资50万，总资本达200万。中孚银行董事长、总经理都是孙家的人，其经营由孙氏家族全权操控。

抗战胜利后，1946年中孚被改组，当时中乎资本500万法币，存款26亿。上海解放后，1951年再次改组，直至合营。

孙氏兄弟以自身的魄力和智慧，从阜丰开始，发展到“阜、孚、通”财团，在中国的民族工业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阜、孚、通”财团很庞大，但其根底实际上还是阜丰面粉厂，还在它们最早的发展舞台——苏州河的潘家湾!

四、如诗如画两湾城

1.闻名上海的“两湾一宅”

位于苏州河北岸的潘家湾、潭子湾和王家宅被称为“两湾一宅”，是上海闻名的棚户区集中地。

近代以来，苏州河沿岸的工厂众多，工业相对比较发达，大批从苏北、安徽和山东等地来上海谋生的劳动者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没地方栖居，就在工厂附近的荒地、废墟，甚至于坟地附近搭建起了草房和“滚地龙”来居住。他们凭水而居，依苏州河而生，无论饮水、淘米、洗菜，还是洗衣、刷马桶都到苏州河来。夏天，这里蚊子、苍蝇肆虐;冬天，满是缝隙的棚壁根本挡不住刺骨的寒风;逢上下雨天，便屋里漏水，地面泥泞，举步维艰——其生活环境之艰难是今人无法想象的。

潭子湾和潘家湾的东面邻近闸北区。当年，也是因为陆陆续续建起了一批工厂，还由于水陆交通方便，先是来自苏北、安徽的人来工厂做工，然后在此生儿育女，人口越来越多，一点点蚕食了苏州河两岸的空地。

抗日战争期间，潘家湾和潭子湾曾遭受到日军的轰炸，不少简屋被炸毁了。流离失所的人们只得又添建了一些棚屋简房，这就形成了范围很大的两个棚户区。后来，一些经营各种物品的小贩们在这一带搭建了“水上楼阁”，那是一种一半埋在岸边，另一半靠毛竹支撑、悬空架在水面上的棚屋。解放后，政府统计过，仅仅这一带就有346户这样的楼阁人家。一到下大雨时，苏州河里的污水泛滥，漫进了屋内，又臭又湿。那些插在河里的毛竹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腐烂了、下陷了，向苏州河的方向倾斜着，说不定哪一天这房子就会倒进苏州河，然后被水流漂走…传说清朝初年，淮北发生了灾荒，许多淮北农民在家乡过不下去了，他们扶老携幼来到江南上海。到了清代的中叶，他们后裔中的一部分迁到了河湾北岸。抗战时期，那些从苏北高邮、兴化、泰兴等地摇着木船来申城谋生的船民摇到这里看到有居民区，也就在这里栖身了。这时，他们摇来的船大部分已经破损了，但毕竟也是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他们把船拖上了岸，继续住人，形成所谓的“滚地龙”居住地。

2.消逝的“风景”

当年潘家湾一带具有许多独特的“风景”，今天它们已然消失。为了解这段历史我们不妨回首当年，在今昔对比中，更深切地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

（1）一线天

棚户区的弄堂被称为“一线天”，家家户户为了抢占空间，在弄堂里搭建筑物、堆放物品，弄堂越变越窄，只能容一人通过，曾有民谣如此描绘：“棚户城中村，不知晨与昏。难见窗外一线天，一日三餐要开灯。”

（2）台硌路

台硌路是那种鹅卵石铺就的里弄式的小路，人走在上面有脚高脚低的感觉，黄鱼车踏过去颠得嘭嘭乱响。如今，高低不平的台硌路已经成为历史遗迹，只有在历史博物馆或影视基地才能看到。

（3）给水站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还有不少给水站，是为了保证家里没有安装自来水的市民饮用统一处理过的干净的水，由政府出资修建。所谓“给水站”不过是只自来水龙头，由一个阿姨负责，定时开放，一分钱一担水。棚户区的弄堂大多很狭窄，消防车开不进去，大水池里平时蓄满水，兼有消防的功能。1999年夏天“引水入屋”的市府实事工程完成，上海人永远告别了给水站。

（4）煤球炉

煤球炉，是过去上海大多数人家少不了的东西。因为一家老小的吃喝全得靠它。它体积不大，大了在上海的灶披间里放不下。若把乡下人烧的大灶砌在上海人的灶披间里，那烧饭的人就走不进去了。所以，煤球炉与给水站一样，是适合上海人当时生活条件的一个特产。

（5）老虎灶

老虎灶又称熟水店(也就是专卖开水的店)，因烧水处的炉膛口开在正前方如一只张开大嘴的老虎，灶尾有一高高竖起的烟囱管，就像老虎翘起尾巴，因此上海人很形象地称之为老虎灶。1950年代初老虎灶全盛时期，上海共有两千多家老虎灶。以后随着供水系统的不断完善而逐年递减。如今，曾伴随上海人近百年的兼茶馆、澡堂于一体的老虎灶，在人们的视野中彻底消失。

（6）倒马桶

每天一大早，这里的倒粪站前挤满拎着各式各样的马桶、痰盂的男女老少。它被称为上海一道苦涩的“风景线”。当时整个潘家湾只有一个公共厕所，每天早上倒马桶都要排队，生活条件真是简陋不堪。

3.旧区改造的典范

潘家湾、潭子湾和王家宅的“两湾一宅”，占地49.5公顷，居民一万多户，单位一百六十多家。这里平均每亩土地有30户居民，堪称上海市建筑和人口密度之最。安居才能乐业，安居才能发展。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难问题，成为关乎上海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问题。“两湾一宅”的改造牵动着历届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心。

江泽民同志当年视察上海这片棚户区时曾流下眼泪说：“没想到解放这么多年了，我们的老百姓生活还没有得到改善。”江泽民、朱鎔基在上海工作期间，几次提出要改造“两湾一宅”，他们到中央工作后，仍对此牵肠挂肚。

动迁从1998年初开始，“两湾一宅”迄今保持着上海一次动迁量最大、一次动迁速度最快的纪录：一次性投入26.6亿元，一次性动拆迁274家企业和10500户居民。

1998年12月，被称为旧区改造“淮海战役”的“两湾一宅”项目正式启动。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黄菊和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出席了奠基仪式。改建后的小区被命名为“中远两湾城”。

中远两湾城以“两湾一宅”为基地，这里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上海市区最大最集中的危棚简屋集中区，亦是一个上海有名的“脏乱差”地区。同时，动迁量大和环境改造难成为改造建设的一大难题。因此上海市政府将这里的改造喻为上海城市改造的“淮海战役”。

由于工程量太大，金额太多，在招商中六十多家海内外开发商都被吓退。此时，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旗下中远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中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远两湾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三家公司挺身而出，接手这个充满风险和困境的巨大项目，三公司携手开发，斥资66亿元建设上海市中心跨世纪生态居住城，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水平设计、高质量施工、高标准管理”的要求，以人为本地勾画了一幅美好的生活图景：疏密有度的节能住宅布局，风格各异的主题绿化。优雅别致的苏州河景观岸线，分质供水，智能化物业管理，公交枢纽站，还有幼儿园学校、网球场、休闲街等文化体育商业设施…经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精心施工，工程相继完成。中远两湾城工程先后荣获“上海市建设工程白玉兰奖”、“首届全国新世纪人居经典住宅小区方案竞赛规划环境特别奖”、“上海市第二届优秀住宅金奖”等奖项。

1999年10月30日，中远两湾城掀开神秘面纱，一个以全新的居住理念演绎的、十分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突出绿色生态环境、具有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都市田园风光韵味的，依傍苏州河度身定制的国际都市水乡型、特大型居住区拔地而起。

4.现代化居住理念

在中远两湾城49.5公顷的土地上，仅仅用了22公顷土地来建楼盖房和建设公共设施，其余全部用于小区绿化、造景，营建了一个总面积20万平方米的大公园式的绿化空间。这个以人为本的综合环境的营造，与上海这样一个特大型国际化大都市相匹配，与现代化居住城市的理念相符合：空间环境满足人的活动要求，生态环境有益于人的生理要求，视觉环境兼顾人的心理要求，人文环境适应人的交际要求，智能环境预计人的信息要求，管理环境符合人的方便要求。

5.景观价值最大化

中远两湾城有独特的三大主题绿化空间(6万平方米的中央环岛公园、1.5万平方米的主题广场和2万平方米的江南园林造景)、三条绿化带(沿苏州河2公里长16米宽的滨江绿化带、800米长24米宽的中潭路林荫大道、北部1800米长15米宽的环城绿化隔离带)和亲水性四大主题生活区(运河城、海湾式生活区、沿河自然绿地公园小区、游艇俱乐部中心)、八大室外主题景观区(中央环岛公园、天然环水、都市河浜公园、主题河浜走廊、绿林公园、观浪广场、波浪公园、世界水都)。

当你步入小区大门，一个气势恢宏的现代化新型小区赫然在目，站在高楼的窗前俯瞰，跃入眼帘的是阳光、绿地、亲水平台、欢声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