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河第十五湾称“天厨湾”，因河湾北是火柴厂旧址，所以又称为 “火柴厂湾”。其地理位置主要在苏州河北岸，光复西路、大渡河路、云岭东路一带。

20世纪初，上海一些著名的民族企业曾诞生于天厨湾周围。在中国近代史上，天厨湾独特的印记见证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更见证了近代爱国民族实业家刘鸿生和吴藴初的创业史，他们的奋斗历程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火柴大王——爱国实业家刘鸿生

1888年6月14日，上海宝善街丹桂茶园的掌柜刘贤喜喜得贵子。刘贤喜的父亲刘维忠非常高兴，认为能在1888年这样一个吉祥的年份出生，孙子将来一定前途远大，所以特地取名“鸿生”。据资料记载，刘鸿生(1888-1956)儿时长得十分俊秀，浓眉毛大眼睛，鼻梁也很高。刚进入学堂时，就显现聪明的才智，成绩优秀，父母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但是，在他7岁时，父亲因病突然去世。这一剧变对刘鸿生家庭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哥哥接替了轮船账房之职，但家庭收入锐减，茶园的生意也越来越不景气，甚至到了靠典当物品来贴补家用的地步。年幼的小鸿生已经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

此时，家中经济虽一度陷入困顿，但刘鸿生的母亲仍设法让聪明好学的儿子继续学业。13岁那年，刘鸿生进入了圣约翰中学，4年以后进入圣约翰大学继续深造。由于勤奋和聪慧，刘鸿生的成绩一直十分优异，不仅免交昂贵的学费，还能获得一定数额的奖学金。

然而，一次意外改变了刘鸿生的人生轨迹。在圣约翰大学求学的第二年，学校的美国校长非常看重他，要送他去美国学习神学，将来担任神父之职。这与刘鸿生的人生理想和职业期望产生了重大冲突。刘鸿生在经过认真思考并与家人商量后，拒绝了这一要求。恼羞不已的校长竟开除了他的学籍。

被迫离开学校的刘鸿生从此走上了社会这所大学校。他先后从事过教员、翻译员等工作。1911年，他升为开平矿务局买办。刘鸿生靠自身的聪明与才智，短短几年间依靠煤炭推销工作竟成了百万富翁，一下子声名鹊起。

然而，真正让刘鸿生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还是火柴。

刘鸿生年轻时曾遭受过不少屈辱和打击，然而其中最令他耿耿于怀的乃是他的岳父——上海燮昌火柴厂厂主叶世恭——对他婚事的反对。他与叶世恭的女儿叶素贞同学多年，日久生情，私订了终生。当时的刘鸿生还在“跑街”经营煤炭，叶世恭很看不起这样的社会身份，拒绝接纳刘鸿生成为自己的女婿。刘鸿生愤怒之下，断然与叶素贞成婚，并立下誓言，总有一天要将燮昌火柴厂“挤进黄浦江”。

19世纪中期，中国人从国外引进了火柴。在20世纪初的中国，火柴被老百姓称为“洋火”，因为外资火柴名牌主要是瑞典的“风凰”牌火柴和日本的“猴”牌火柴，它们占据了中国大部分市场。虽然国人自己的火柴厂也有几十家，但因其规模过小，无法与“洋火”抗衡。当时，孙中山先生提出“实业救国、振兴国货、挽回权利”，在爱国心的感召下，刘鸿生开始大力发展民族火柴工业，1920年逐渐高涨的抵制日货运动，使进口火柴的销售受到很大影响，这为民族火柴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也正是在这一年，刘鸿生把握了机遇，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920年1月，刘鸿生与人合伙，在苏州成立了资本额12万元的华商鸿生火柴公司，刘鸿生在其中占了75%的股份。华商鸿生公司是刘鸿生从煤炭经营转入实业发展的重要节点。在公司的创办过程中，刘鸿生体现了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优良品质，他一面废寝忘食地研究火柴的生产工艺，一面还亲自赴日本等工业较先进的国家进行学习和实地考察，并购买了先进的工业设备，聘请外国技师并学习技术，聘用了曾在海外留学的化学系教授林天骥担任火柴厂的总工程师。在这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再加上经营得当，华商鸿生公司很快获得了发展，两年后其产品销量就取得了较大提升，它所生产的“宝塔牌”火柴逐步覆盖了苏浙沪等地并畅销全国。与此同时，刘鸿生岳父的變昌火柴厂也倒闭了，不得不把自己经营了近半个世纪的火柴产业以低价卖给了刘鸿生。

在这场火柴经营的商战之中，刘鸿生不仅扬眉吐气，并且一口气赚了20万两银子。然而，对他的整个火柴事业生涯来说，此次收购岳父的产业只是一个开始。到了20世纪30年代，瑞典火柴又来势汹汹，国内的许多中小火柴厂由于规模不够，缺乏竞争力，惨淡经营，难以维持。此时刘鸿生再次抓住机会，联络了全国52家火柴厂，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并由自己出任常务委员会主席，以共同的力量一致对外。同时，鸿生与荧生、中华开始联合经营，于1930年7月实现合股，成立了大中华火柴有限公司，刘鸿生出任总经理。

大中华火柴有限公司接着又先后兼并了数家火柴企业，成为实力强大的集团，甚至还获得了银行信贷支持。有了大额资金，刘鸿生较大幅度地更新了中国企业火柴生产的设备与技术，节省了劳动力及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实力，最终打败了瑞典火柴的进攻。仅一年多的时间，大中华火柴已占据了大半个中国火柴市场，出现了绝大多数国人用国产火柴的可喜局面。当时国人戏称，刘鸿生缚住了“风凰”一对翅膀，捆住了“猴子”四只脚。刘鸿生从此也以“中国火柴大王”的称号闻名遐迩。

在火柴业的发展中取得个人事业巨大成功的刘鸿生并没有停下他追求的脚步，他又接连开办了数个工厂：华商上海水泥公司、中华工业公司、中华煤球公司、大华保险公司、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华丰搪瓷公司、华东煤矿公司、中国企业银行等，涉及货运码头、仓库和银行保险等多个领域，还建立了刘鸿记账房，逐步形成了刘氏托拉斯的雏形，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展开了多方面的斗争。1930年，上海的四川路上竖起了刘氏的鸿生企业大楼。到1931年底为止，刘鸿生的企业资本已达745万余元。1932年11月，刘鸿生出任国营轮船招商局总经理。

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5月，大中华火柴公司生产的火柴产品参加了芝加哥世博会。名烟牌、金鸡牌、双斧牌、金鼠牌、仙鹤牌、五蝠牌、飞轮牌七大品牌火柴亮相世博，受到了世界各国的称赞。

抗战爆发后，刘鸿生有一些在日占区的企业受到了较大损失。1938年6月，他在内地和香港又与其他企业合资设立了华业和记火柴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中国毛纺织公司、中国火柴原料公司、西北毛纺织公司等，还担任国民党政府火柴专卖公司总经理、全国专卖总局局长。可以说，这一段时间刘鸿生的事业发展是蒸蒸日上。但是好景不长，春风得意的刘氏企业在八年抗战的摧残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元气大伤。

1940年初，日军焚毁了大中华火柴公司在浙江萧山的临时工场。刘鸿生在当年底就在浙西龙游县重新设厂恢复生产，并使用了“龙游”火花。该枚火花巨龙昂首，云海怒卷，并有“请用国货”等字样，强烈表现出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不屈不挠、奋勇抗争的坚强品格。1941年12月大中华火柴公司被侵华日军所占，由日商东亚振兴株式会社经营。

1940年底，蒋介石亲自致电刘鸿生，邀请他前往重庆，主持建立工业基地，并承诺给刘1000万元来补偿他在日占区企业的损失。刘鸿生感到很受鼓舞，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使命。在他的有效规划和实施下，西南地区的火柴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很快建立了八家火柴企业或火柴原料厂，不仅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更为国民党政府带来了巨额财富。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兑现他的所谓1000万元的承诺，而以孔祥熙、宋子文为首的官僚资本集团更是利用他资金链的紧张和物质的缺乏，控制了他在重庆的企业，甚至连人事任命权也落入了官僚资本手中。八年抗战对刘鸿生来说，不仅损失了不少企业，更失去了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体面”。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本是上海的大老板，在重庆却成了别人的小伙计。”在外人看来，像刘鸿生这样的商人，能得到蒋介石的器重，并能获得“显赫”的地位，是值得羡慕的。然而刘鸿生是一个纯粹的企业家，并不适合政坛沉浮，希图能从政客手中获得好处，无异于与虎谋皮。这是刘鸿生的悲剧，也是当时所有游走于官僚资本之间，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所有民族资本家的悲剧。

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了，刘鸿生回到上海，担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1946年春，刘鸿生在沦陷区的企业全部收回。但收回的企业中除火柴和码头业有暂时的发展外，其余经营都很困难。战后刘鸿生的产业更是继续遭到国民政府的蚕食鯨吞。1948年，为缓解日益上升的通货膨胀压力，蒋介石推行币制改革，强制发行金圆券以代替形同废纸的法币，并派蒋经国到上海用新币换取民间金银美钞。蒋经国将刘鸿生作为第一个目标，以军法制裁威胁他，强追刘氏集团交出了美钞230万元，黄金800条，银元几千枚，兑换成了天天贬值的金圆券。在强权之下，刘鸿生的企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元气大伤，几十年的事业几乎毁于一旦，他本人的冠心病也突然加重了。

新中国的成立和对民族资本企业的改造为刘鸿生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他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1956年10月，突发的心脏病结束了“火柴大王”传奇的一生。在去世前半个月，他发表了一篇谈话文章《为什么我拥护共产党？》，其中有一句：“共产党能推动企业，能使中国变工业化的国家，这是我过去五十年的梦想，我为什么不拥护他？”道出了他的心声。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在为刘鸿生之子刘念智所作《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的序中这样评价他：“先生确是少有的名副其实的爱国实业家，其勤俭节约，细大不捐，是难能可贵的。”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刘鸿生推动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其人、其事以及他的工业王国，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二、最早采用机器制造火柴的工厂——上海火柴厂

上海火柴厂位于普陀区西南部，厂址原在光复西路2521号。该厂是中国最早采用机器制造火柴的现代化工厂。在改革开放以前，上海火柴厂又是全国同行业中最著名的火柴生产企业之一。1989年初，厂部占地面积22700平方米，建筑面积17100平方米。

上海火柴厂的前身是日商“燧生火柴厂”，创建于1923年。著名的“洋火”——猴牌火柴——就是由这家火柴厂生产的。五年后被国际火柴“托拉斯”瑞典火柴公司购进，委托在华的瑞中洋行管理，生产风凰牌火柴。

1931年11月，瑞典商人将其改名为“光明火柴厂”，并扩建厂房，添置各种新设备，使其成为当时中国最早完全由机器生产的火柴厂。1932年3月由美商接办，更名为“美光火柴公司”，生产“风凰”、“玫瑰”两种牌号的火柴。1937年又改名为“瑞典火柴公司”。抗战胜利后，仍归美商，复名美光火柴厂。从1923年成立，到新中国建立期间的几十年，上海火柴厂始终带着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烙印，一批批“洋火”的生产既满足了国人的生活需要，也包含着让人无法忘记的屈辱的过去。

1950年12月，上海火柴厂由人民政府接管。1953年改名为地方国营光华火柴厂。从此，这一现代化的火柴工厂彻底扬眉吐气，成为我们自己的工厂。它积极为各地同业兄弟厂培训操作技术，将火柴连续机推广到全国。

1966年，国营光华火柴厂又更名为上海火柴厂。到了1970年代，又更新了原来外商遗留下来的旧设备，全部改装使用了新的国产火柴连续机。到1975年，该厂已拥有各类设备210台，设有六个车间。以两幢混凝土结构两层的黑头梗车间、制盒车间、装盒车间为中心，西面为特种火柴和冷烫精车间、动力车间等，南面为制白梗车间，北面为一幢混凝土结构四层仓库，东北側为砖木结构三层的办公楼，是技术力量较强大的专业火柴厂。主要生产“上海”、“四季”、“生产”等商标的民用及特种火柴，并为上海市日用化学工业公司定点生产“多美”牌冷烫精，年产值约417万元。

在技术更新的推动下，上海火柴厂的产品质量稳步提升，火柴产品在1979年的全国质量评比中获第三名，冷烫精产品获得上海市新产品三等奖。1980年代，该厂支援了边疆地区数十家火柴厂的建设，并对罗马尼亚、印度、朝鲜、越南、几内亚等数个国家进行了技术援助。1990年，上海火柴厂又引进了自动流水线，集制盒、装盒、印磷和包封等为一体，并采用先进的磷面工艺，按国际标准生产各类流行火柴。该厂所生产的产品不仅满足了百姓日常需求，还为各大宾馆、餐厅等提供中高档火柴及各种礼品火柴，适应了市场的多层次需求，产品同时还出口到韩国、埃塞俄比亚、美国、日本、西班牙等几十个国家，受到各国客户的青睐。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上海火柴厂效益下降，规模压缩，只保留中高档火柴生产。1995年10月再次组建为“上海美光火柴厂”。如今，曾经机器隆隆、热火朝天、占地面积33亩的上海火柴厂已被夷为平地，建成了风景宜人、环境美丽的长风绿地，绿地上是商标火花收藏馆。原有千余名工人的大厂，现只剩下一个八人小组，借了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承接宾馆用的高级火柴和点雪茄用的工艺火柴及特殊规格的火柴加工业务。但是，上海火柴厂精彩的过去依然留在人们的心间。

三、珍藏的记忆一一上海商标火花收藏馆

如今，上海火柴厂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在其原址上建成了上海商标火花收藏馆。商标火花收藏馆建筑面积达3775平方米，展示面积1500平方米。

展馆的建筑造型以“火柴盒”和“火柴棒”立柱为主要标志，外部的南墙使用了大中华火柴公司的“龙游”火柴商标制作成漂亮的巨幅马赛克壁画，非常醒目。博物馆是了解我国近代工业发展历史的一扇窗，给了我们对历史沧桑一个深切的体验机会。

目前馆藏有中外火花二十多万种，老商标(含酒标、烟标、电影海报等)十多万种以及相关的珍贵实物、照片、图片等，是我国目前唯一以商标火花为主的专题博物馆。该馆的主题是“点亮城市、点燃生活”分为“商标源流”、“火与人类”、“火花世界”三大展示部分。在这里，既能欣赏到瑰丽的商标火花艺术，了解火与人类的科学知识，又能感受到苏州河畔百年民族工业文明，感受到上海城市发展以及中国民族工业历史进程的沧桑巨变。

一楼是“商标源流”主题馆。近百年来，在苏州河周围曾聚集大批工业企业，孕育产生了许多优秀中华老字号的民族工业品牌和著名商标，从中可以了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历史。“商标源流”主题馆陈列展出的一枚枚老商标、老包装纸和各种实物，见证了作为中国民族工业及商标的发祥地——上海的发展历程。

二楼是“火与人类”主题馆，陈列着人类各种原始取火工具实物，展示从原始社会的钻木取火到青铜器时代的阳燧取火、铁器时代的火镰取火、明清时代的取灯引火，直到现代社会的火柴取火的历史进程，见证了人类千万年来苦苦追寻文明之火的足迹。

三楼是“火花世界”主题馆，分为“外国火花”、“中国火花”和“奇珍异藏火花”三个展区，展出中外火花二十余万种。其中仅存世四册的1929年“中华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会员各厂商标式样原贴样本”和辛亥革命勇土钱化佛先生曾经收藏的火花，是最大的亮点。“中华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会员各厂商标式样原贴样本”向观众展示了今人陌生的北平丹华火柴公司、天津丹华火柴公司、荧昌火柴公司、丽水遂昌火柴公司、胶东增益火柴公司、杭州光华火柴公司、南汇中华火柴公司、苏州鸿生火柴公司、佛山巧明火柴厂等近三十家火柴公司的商标；而“万佛楼主钱化佛藏”之火花集，仅此孤品，第32页上的465枚老火花，令人流连忘返。

上海火柴厂2006年拆迁时，原厂牌被长风生态商务区收藏，现于此一并展出。同时，商标火花馆还保留了原上海火柴厂的厂房建筑，为人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忆。

上海商标火花收藏馆的筹建，引起了“火柴大王”刘鸿生后人的关注。刘鸿生之孙刘作伟夫妇和外孙张立鸿几度由美国专程来沪访问长风生态商务区，还提供了悉心保存的其祖父刘鸿生的有关资料。

收藏馆不仅收藏了火花，更让苏州河畔百年工业文明的历史足迹留在了展馆里，留在了栖息在苏州河两岸的上海市民的心中。

四、味精大王 大起大落的优秀民族资本家吴蕴初

1. 中国电化工业之父

吴蕴初(1881-1953)，是“开中国电化工业之新纪元”的“味精大王”，他曾在苏州河岸建立了“天”字号“厨、原、利、盛”轻重化工四剑客的布局，在我国化学工业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吴蕴初字葆元，上海嘉定人，他家是书香门第，但经济状况不佳。10岁入学，后入上海广方言馆学外语一年，因家贫辍学，到嘉定第一小学当英文教师。后考进陆军部上海兵工学堂读化学。毕业后在上海制造局实习一年回校任助教，同时在德国人杜博的化验室做化验工作。1913年，他任汉阳铁厂化验师。由于担任化验师时试制矽铁和锰砖获成功，担任了砖厂厂长。1917年任汉阳兵工厂制药课长。

1920年，吴蕴初在上海开办了炽昌牛皮胶厂并任厂长。他努力钻研化工技术，研制出了几十种调味粉。此时市场上最畅销的调味产品是日本的“味之素”。吴蕴初想生产国产的调味产品，但苦于无资金。后来，吴蕴初结识了沪上酱园业巨子张逸云。他们一拍即合，约定由张逸云出资金，吴蕴初出技术，开办轻工业工厂。吴蕴初受“香精”、“糖精”的启发，将新产品定名为“味精”，将厂名定为“天厨味精厂”，借用了“天上苞厨”的意思，用的商标是“佛手”。天厨味精厂是中国第一家味精厂。一开始，天厨味精厂投资5000元，仅使用了七八个工人，在唐家湾蓝维路福源里一幢石库门房子里生产，月产量是500磅。

1923年8月，吴蕴初深感原来的合伙制已不能适应生产规模扩大的需要，遂组织成立了天厨味精股份无限公司，资本额增至5000元，吴蕴初担任了经理兼技师，年产量3000公斤。五卅运动爆发后，吴蕴初看准时机，大力宣传“天厨味精，国货精品”，一时间天厨味精厂生产的味精成了热销商品，年产量上升到15000公斤。至此，“佛手”味精打破了日产“味之素”的垄断局面，使其销路从此一蹶不振。而天厨味精厂的生产也获得了更大发展，其旧厂房改建成了三层大楼，又新建厂房，增设淀粉车间。至1928年，味精产量达到51000公斤，资本额扩充到10万元，吴蕴初成了闻名遐迩的“味精大王”。

1926年，吴蕴初、张逸云决定将味精制造方法公开，向美、英、法等国申请专利权，以此为日后产品行销欧美做准备。味精制造方法公开之时，吴蕴初呼呼各地大量仿照生产，全国出现了几十个味精品牌，此举使日本在华调味品几乎市场尽失。天厨味精厂取得了味精专利，对于国家来说，这是我国的化工产品在国际上首次获得专利，这一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吴蕴初以他的技术和才干为我国化工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天厨味精厂的成功经营，使吴蕴初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他便将目光转向了化学工业的其他方面，尤其是和味精原料有关的一些行业。当时味精的主要原料是面筋和盐酸。其中盐酸完全依靠日本货，作为危险品的盐酸在运输途中必须用陶罐装，运费高昂。为从根本上降低成本，彻底摆脱对进口原料的依赖，吴蕴初又筹建了“天原电化厂”，自己生产盐酸和烧碱。在天原电化厂的开工典礼上，孔样熙赞扬吴蕴初此举是“开中国电化工业之新纪元”。

到1936年，天厨味精厂的味精年产量已达到22万公斤。而吴蕴初手中也拥有了天厨味精厂、天原电化厂、天利氮气厂等多个轻重化工企业，初步形成了“天”字工业格局，形成了实力雄厚的“天字号”系统。

此时的吴蕴初，已拥有了非常高的经济收入，其经济条件已与当年的穷试验师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仍旧没有停止对化工事业的孜孜追求。他曾说:“这些钱此生享用不尽了，人没有钱不行，像我上学时那么贫寒，吃尽了苦头，可是钱多了也没有用。”这一席话体现出了吴蕴初一贯的思想。作为一个热爱化工事业的探索者来说，味精事业是他获得资本的开端，而不断发展基础化学工业，开展化工研究才是他真正的理想。对他来说，化工企业的经营，其首要目的并不在赚钱本身，因而当他觉得经济水平已经保证余生无忧时，便在社会公益上大量投资了。他创办了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培养化学人オ，并出资成立“清寒教育基金会”，通过考试选拔一些家庭困难的学生，帮助他们进大学深造。

抗战爆发后，吴蕴初为了顾全大局，主动将天原、天利、天厨等厂内迁。他将库存味精运至香港，并于1939年在九龙再建了天厨味精厂；将大部分机器设备移往重庆等地，先后建成了重庆天原化工厂和重庆天厨味精厂，又在宣宾建成天原化工分厂。其余的设备和原料则迁入上海的租界继续生产，后由于日军占领租界，改组成为天承工业公司。抗战胜利后，吴蕴初回到上海，接收了这个工厂。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了国民政府的一些职务，如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董事长、中华化学工业会副会长、中国工程师学会香港分会会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资源委员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经济部计划委员会委员等。

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爱国心和责任感的民族资本家，吴蕴初与共产党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在重庆时，就与周恩来多次见面。1945年毛泽东带领中共代表团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想邀请一些工商界人土座谈。追于国民政府的压力，没有企业家敢出面，此时吴蕴初挺身而出，签名发送请帖。事后，与他联名发请柬的王若飞同志专程和邓颖超一起去他家访问，并代表毛洋东送了他一条毛毯、一袋小米、一包红枣。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在美国考察的吴蕴初立即发电给儿子吴志超，让他全面恢复工厂的生产。同年10月他来到了北京，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切接见了他，称其为“味精大王”。在上海，吴蕴初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工商联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化学原料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等多项职务。1952年，他还以中国经济代表团团员的身份访问了苏联。1953年10月15日，吴蕴初在上海病逝。

吴蕴初是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奠基者之一。他一生致力于味精、氯碱事业，为新中国的味精、氯碱工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的第一颗味精颗粒就是从他的手中凝结出来的。他以味精为开端，在化学工业方面功绩卓著。当年他与天津的范旭东一起被称为“南吴北范”。“做一个中国人，总要对得起自己的国家。”这是爱国实业家、企业界反日斗士吴蕴初常说的一句话。他的人生道路、创业历程是艰辛的，他的事业是成功的。在中国的化学工业史上，吴蕴初用他的智慧和才干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2. 中国最早的味精厂一一天厨味精厂

天厨味精厂位于普陀区西南部，丹巴路东、泸定路西、苏州河北岸，厂址原在云龄东路40号。旧址占地面积2990平方米，建筑面积近1万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五层，坐西朝东。

到1996年12月，该厂占地面积85120平方米，建筑面积38148平方米。职工共1075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06人。

该厂原是1923年吴蕴初和张逸云合作在南市唐家湾福源里创建的，当时取名就是天厨味精厂，商标为“佛手”，营业所设在福建路452号。1928年改为天厨无限公司，增建淀粉厂、天原电化厂，生产淀精、面筋、盐酸和烧碱。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厂受到严重破坏，厂址迁到顺昌路330号。1940年吴蕴初通过味精存量和设备内迁，又在香港、重庆开设分厂。1947年迁入现址。

上海解放后，天香、太乙、天生等6家调味品厂并入天厨味精厂。1956年实现公私合营。“文化大革命”期间改名为“上海味精厂”，1977年恢复现名，隶属市轻工业局。

厂内中部为生产区，有四幢三层楼房作为赖氨酸提取、连续结晶等车间和原料仓库，另有三幢两层楼房作单、双柱离子交换、氨基酸发酵等车间及成品仓库，一幢四层楼房为15万吨发酵罐楼，一幢三层楼房为发酵车间，两幢两层楼房为冰冻机间、水解糖化工段等；东部为行政与生活区；西部四幢三层楼房为精制、包装、天然矿泉水车间、纯碱仓库、试验室以及循环用水池、仓库等生产用房。

该厂主要生产“佛手”牌99°结晶味精。1964年，天厨味精厂使用发酵法生产味精获得成功并付诸生产，技术水平全国领先。1966年，又研究成功了离交法，这一方法取代原来的酒精抽提法分离谷氨酸。1979年研制出的特鲜味精，比普通味精鲜度高五倍以上，被称为第二代调味品。1980年，该厂设计出了国内第一台150立方米大型通风发酵罐。1981年，在行业中首先采用电子计算机控制发酵全过程，又试制出L一赖氨酸、L一天门冬氨酸、L一丙氨酸等新产品，并出口到欧美国家。

1986年12月，上海经济区成立了“天厨味精集团”，这一集团是以天厨味精厂为龙头的经济联合体。1988年，天厨味精厂被批准为国家二级企业。其产品80°粉剂、99°结晶、特鲜味精三大系列。1990年味精产量达到6136吨，出口量最多时达到1012吨/年。产品远销印度尼西亚、巴西、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

3. 化工太极——天利氮气厂

1932年，吴蕴初在味精厂的东侧创办了我国第一家生产合成氨及硝酸的化工厂ーー天利氮气厂，为我国化学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产品。天利氮气厂现址为云岭东路345号，目前还留有部分车间、塔楼等遗址，已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市级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单位。

天利氮气厂内的合成氨车间，生产成品一直至今，仍未间断。车间是美国人设计的，其平面星L型，木梁柱，下面用空心砖填充，上面采用泥抹板条。硝酸车间是法国人设计的，采用铜框架结构，全部用铆接，基础用木桩，外墙立面用红缸砖砌筑。

1932年，吴蕴初了解到美国杜邦公司的合成氨试验工厂停业，有一套设备待售，便买下该设备，建设天利氮气厂。天利厂用天原厂电解车间放空的氢气制合成氨，部分合成氨再制成硝酸，这是我国生产合成氨及硝酸的第一家工厂。为使天厨、天原所需耐酸陶瓷做到自给，吴蕴初于1934年又建成天盛陶器厂，生产多种耐酸陶管、瓷板、陶质阀门及鼓风机等，开创了国产耐酸陶瓷工业之先河。

至此，天厨、天原、天盛、天利四个轻重化工企业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一一实力雄厚的“天”字号化工集团，描绘了一幅壮丽的化工“太极图”，担当了我国化学工业史上的重要角色。

为处理好天利氮气厂和同时在建的永利公司南京铔厂间的利益关系，避免矛盾激化，吴蕴初与我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被称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 的范旭东通过真挚坦率的协商，划定了各自的经营范围：永利在长江以北，天利在长江以南，从而形成了“南吴北范”的格局。

1956年7月，上海制酸厂与沈阳化工综合研究所的矿物肥料部合并，在原天利氮气厂旧址创建了化学工业部化学肥料研究所，同年10月改为“上海化工研究院”。上海化工研究院直属化学工业部领导，为综合性科学研究事业单位。全院建筑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有试验大楼、化学工程楼、尖端大楼、机械加工车间、仓库等：东部有办公楼、保健站、教育楼、宿舍和托儿所、食堂、消防队等。东部的中部和北部为化工生产区及试验车间，建筑面积为8.2万平方米。

至1987年10月，上海化工研究院建筑占地面积有17.34万平方米，当时有职工3590人，其中技术人员570人，设有13个研究室、2个中间试验车间和1个试验厂、各种型号的机床100多台。目前全院职工有1200余人，其中各类专业科技人员900多人，高工和教授级高工约250人。该院拥有先进的电子计算机和微处理机系统及各种化学科学实验用的先进测试仪器和中间试验装置，以化肥为主要研究方向，重点从事氮肥、磷肥、钾肥、复合肥的工艺、设备、工程、仪表等方面的新技术开发，也从事以乙烯为原料的有机合成和稳定性同位素等方面的新技术开发，并能独立承担中小型化学工程项目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化工研究院内还附设了可以培养硕士研究生的职工大学。建院以来，上海化工研究院承担并完成了国家下达和企业委托的大批科研项目。2002年全院产值2.2亿元人民币，出口创汇350万美元。

五、远东第一家专业酵母厂——上海酵母厂

上海酵母厂地处普陀区西南部、苏州河北岸、上海火柴厂西侧，原厂址在光复西路2531号。厂区占地面积12812平方米，现原厂房已拆除，在原址建造了污水处理厂。为配合长风生态商务区的建设，该厂已将新厂址迁至大渡河路97号。

上海酵母厂创建于1922年，原名德商大华利卫生食料厂，是远东第一家专业酵母生产企业，产品用双怪兽商标，除满足上海市场外，还销往国内其他城市，并出口到日本、泰国等国家和香港地区。20世纪30年代初，酵母月产量100~2000磅。产品畅销海内外，深受消费者欢迎。

1936年，德商将49%的股权售于丹麦公司，由丹麦人出面经营。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了酵母厂51%的资产。1956年6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收购丹麦商人的49%股权并将该厂改名为地方国营上海酵母厂，使用“健康”商标。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酵母厂致力于技术的改进和研发，培养出了富含硒、富含铬、富含锌、富含铁等药用酵母。20世纪60年代，以酵母为原料开发出凝血质、辅酶I、辅酶A、麦角固醇、酵母漫膏等产品。到1968年，上海酵母厂试验成功了新工艺:饴糖生产和酶法液体糖化。这一工艺的研究成功改变了我国原来固体糖化的陈旧工艺。1969年研制投产的柠檬酸填补了国内空白，摆脱了对进口柠檬酸的长期依赖。1980年，上海酵母厂又引进了精密分离机和酵母包装机，改革传统的澄清法，并结束了手工包装的历史。1988年，上海酵母厂所生产的健康牌鲜酵母获首届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博览会金奖，并被批准为上海市先进企业。

厂区东部南北侧有五层及三层楼房各一幢，为酵母车间，中间为鼓风机和水泵间；西部有两幢三层楼房为柠檬酸车间、一幢三层楼房为办公楼及五金、原料成品车间；北部有一幢三层楼房为饴糖车间等。该厂另一幢酵母浸出汁车间设在厂外大渡河路97号，占地面积3135平方米。目前该厂拥有发酵罐、分享机、真空转鼓、离心喷雾器等设备82台。主要生产鲜酵母、药用酵母、活性千酵母、柠檬酸、饴糖、麦精、酵母浸膏等产品。年产量鲜酵母为2200吨、药用干酵母1560吨、活性干酵母94吨、柠檬酸1250吨、饴糖9000吨、麦精1200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