蜿蜒绵长的苏州河水，恰似缓慢搏动的历史脉络，于波涛中，见证了两岸的沧桑巨变。曲折的苏州河第五湾因毗邻上海造币厂，故取名为“造币厂湾”，造币厂湾恰处于苏州河“佛手”河滨带中心的非常重要的“中指”，位于西康路与江宁路之间，这里有许多著名的企业和建筑。上海造币厂作为经济兴衰的见证者，其具有特色的欧式古典主义风格的主楼，被列为上海优秀历史建筑;大隆机器厂是我国第一家棉纺机器专门生产厂;由陆费逵创办的中华书局记录了我国出版业的辉煌；宜昌路救火会大楼是上海普陀区历史上第一幢高层建筑。
一、远东第一造币厂——上海造币厂
历经一番波折建成的上海造币厂，坐落于普陀区江宁路桥北侧光复西路的17号。1920年，上海金融界人士建议当时的北洋政府在上海建一座造币厂，自制银元及其他硬币，以达到统一币值的目的。当时的北洋政府批准后便派人开始筹建，造币厂厂房的建筑构造与机器设备均仿照美国费城造币厂的模式兴建。建成后每天能生产40万枚银元，后因工程经费超支过多，资金不足，于1924年被迫停建。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统一币制，实行”废两改元”的制度，决定复建造币厂。1930年造币厂复建完成，南京国民政府将其变更过为中央造币厂。
初建成的中央造币厂于1933年正式开铸钱币，开始仅铸造船洋（银元）一种硬币;后又铸造银和银铜两种“厂条”，分别用作市面巨额收付和银钱业收解。
中央造币厂于1937年8月13日，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中央造币厂遭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后又被日本海军占领，造币厂被迫迁到重庆成立办事处，并相继在武昌、成都、桂林、兰州、昆明等地建立分厂，铸币工作时断时续。在这样一个战争年代，造币厂从1933年到1937年，共铸造了以孙中山为头像的面值“壹元”的1.47亿枚银元。抗日战争胜利后，建在各地的分厂先后关闭。国民政府在1946年3月直接派人到上海接收造币厂，经过两年的整修，造币厂于1948年10月10日开始恢复铸币。
上海市在1949年5月27日获得全面解放，次日上海市军管所派军代表接管了造币厂，并将其改名为上海人民铁工厂，后又在1952年1月将其更名为上海人民印刷厂铁工分厂。造币厂于1954年正式开始恢复造币，并更名为国营四一六厂，在1955年4月正式投产铸造铝质的分币。在1981年1月起改称现名——上海造币厂，并沿用至今。上海造币厂目前是上海唯一的硬币和纪念币铸造厂，在2008年8月举行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所颁发的金、银、铜奖牌均由上海造币厂铸造。
1.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主楼
克利福德·赫维特（Clifford Hewitt）在美国造币工程学中被称为“造币之父”，他是上海造币厂的首任总技师。中央造币厂主楼(原上海造币厂主厂房)就是由他设计的。他的设计全盘引进了美国费城造币厂的样式和铸造设备。中央造币厂主楼正立面采用欧洲新古典主义构图，通贯两层的爱奥尼巨柱是构图的主要元素。入口门廊处为加强其构图中心的作用而采用双柱式。立面构图干练、风格统一。室内装饰也采用了新古典风格，门厅及二楼楼梯厅的柱子和正立面的柱子一样都为爱奥尼式。底层门厅两侧的门洞，均采用古典式三角形山花造型。办公室木门的门楣、门框及门本身也极具装饰性。整座建筑的风格非常统一、协调一致，使中央造币厂和设计师赫维特在全球铸币业声名煊赫，中央造币厂也成为远东第一流的造币厂。
中央造币厂的主楼共有三层，占地面积2049平方米，建筑面积4974平方米。它是上海著名的近代建筑之一，在1994年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并于2004年被普陀区登记为首批不可移动文物。
2.上海造币博物馆
民国时期的中央造币厂主楼，现在是上海造币厂的行政办公大楼和上海造币博物馆。大楼一层南面的二，三层主要用于办公，另设有四个会议室。原有的两个库房被改建为上海造币博物馆的两个展厅。展厅于2005年12月揭牌，正式对外开放。造币博物馆两个展厅的陈列面积计约600平方米，分别为近代造币工艺厅和当代造币厅，主要展示近现代的造币工艺和钱币藏品。
位于上海造币博物馆西侧的近代造币工艺厅中，主要展示近代的造币工艺流程和没备，使之与现代生产工艺形成鲜明对照，以见证百年来中国造币事业的发展历程。展厅中首先介绍的是上海造币厂筹建时期聘请的美国总技师克利福德·赫维特先生的情况，其次，通过厂区模型及短片介绍了上海造币厂从1920年到1949年近30年的发展历史。
位于上海造币博物馆东侧的当代造币厅中陈列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各个时期所生产的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钱币产品，大致可分为流通币、金银纪念币、普通纪念币、纪念章、获奖产品等，通过各种多媒体手段，展示了先进的造币生产线及制造工艺流程。
3.流通硬币和纪念币的摇篮
上海造币厂是直属于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的国家造币厂，是我国著名的铸造金属货币的工厂，主要生产流通金属铸币和贵金属纪念币（章），兼营航天、电子等工业用金银材的提炼加工业务。工厂为国家大型一类企业，人民币硬币的主要生产厂家。我国己发行的四套人民币流通硬印，如1957年12月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中的1分、2分、5分硬币，1980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中的1角、2角、5角和1元硬币，1991年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中的1角、5角和1元硬币，以及2000年发行的第五套人民币中的1角、5角和1元硬币，都是由上海造币厂生产的。上海造币厂不仅拥有世界一流的造币设备，同时也拥有世界一流的技术和人才，能够运用当代造币新技术和防伪工艺一一彩印、局部镀金、金属镶嵌、边部滚字、连续斜丝齿、激光雕刻、隐形雕刻、激光全息、异彩币、多层次喷砂、古银色作旧等制作产品，质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我国发行的许多纪念币都由上海造币厂铸造。从1979年起，上海造币厂共设计制造了重大历史事件、杰出人物、熊猫、生肖、体育等十大题材的金银纪念币；并开创了新中国纪念币发行史上的四个第一：第一套以“北京风景名胜”为主题的纪念金章、第一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纪念金币、第一套以熊猫为图案的纪念金币“1982年熊猫金币"和第一套纪念金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纪念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1982年的熊猫金银纪念币，在1985年举行的国际硬币比赛中，获得世界“最佳金币"和“最佳银币”奖。熊猫系列的普通金币获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中的金杯奖、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除了纪念币，纪念章也是金属铸币家族中的一支，与同一时代的金属铸币产生于同一母体。上海造币厂制作了数百种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制作精美的纪念章，材质包括黄金、白金、银、铜、铝等。
建造于民国时期的中央造币厂主楼，已被列入《近代优秀建筑名录》，列为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单位。现在的上海造币厂和上海造币博物馆已经成为集生产、游览、建筑文化于一体的对外开放的观光旅游点，它记载、见证着上海造币厂的兴盛与辉煌。
二、造币厂桥今昔
造币厂桥（江宁路桥）位于普陀区中部，北接光复西路连通光新路，南连江宁路。该桥始建于1929年，因北侧毗邻造币厂，故习称造币厂桥，俗称洋钿（银元）厂桥。该桥长321.2米，宽19米，其中车行道宽14米，两侧人行道各宽2．5米。
在1920年代后期，普陀区一带工厂林立，商业亦渐繁盛，交通量骤增。位于光复西路17号苏州河北岸的造币厂，因水上运输不便，屡次向当时的政府申请架桥。在1929年，上海市工务局在造币厂承担部分建筑费用的承诺下，就近在其厂前的苏州河上建了一座五孔木桥，取名造币厂桥。后因年久失修，木桥朽损严重，只要有车辆经过，桥身就跟着摇动。在1949年4月，在老桥西首约20米处重建木质排架简支梁桥，全长50.62米，宽5.49米，梁底标高7．08米，改称江宁路桥。1950年，旧桥拆除。因新建成的木桥无人行道，人车混杂很不安全，1953年，又在木桥一侧加宽2·13米作人行道，并进行加固处理。但木质结构终究不能适应日益繁忙的交通运输需要，人们呼唤有更好、更大的桥架在苏州河上。
1968年，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关心下，由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等设计，上海市政工程公司施工，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江宁路桥在苏州河上建成。桥梁下部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桩基础重力式桥台、钢筋混凝土桩基础立柱式桥墩；桥梁上部结构为顶应力混凝土工形梁。正桥三孔，跨径组合16.1+36.1+16.1米。全桥25孔，桥长321米，主桥约68米，引桥南跨苏州河和宜昌路，北跨光复西路。梁底标高7．13米。1969年4月新桥竣工后，原先的木桥被拆除，新的江宁路桥大大方便了苏州河南北的交通。
随着上海经济建设的发展，江宁路桥又进行了新一轮改建，改建后的江宁路桥更美、更通畅，已于2012年12月正式通车。
三、中国第一家棉纺机械制造厂一一大隆机器厂
大隆机器厂坐落于造币厂桥畔光复西路5号，毗邻上海造币厂。该厂由我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严裕棠于1902年创建，是我国创立较早、规模较大的民族资本机器制造厂，建厂初期，严裕棠与人合资租借杨树浦太和街梅家弄的两间平房作为厂房，取名大隆铁工厂，从事纺织机器修理，最初仅有13名工人。
严裕棠（1880一1958），号光藻，沪西严家宅人。严裕棠于1906年开始独资经营大隆机器厂，并将工作转向修配纺织机械和零件，承制上海英商自来水厂水管阀门，仿制农业机械等方面，工厂规模逐步扩大，工人增至100余人。到了1919年，他拥有的资本已比开办时的7500两白银增加了20倍。大隆机器厂于1920年从原址迁到大连湾路2号，工人增加到300多人，拥有各种加工机床100余台。1924年，在光复西路购地60余亩，建立更大规模的大隆机器厂，有工作机器200余台，职工1300人，业务也由纺织机件修配向机器制造方向发展，不仅生产出了当时第一台国产棉纺织机，而且研制出了棉纺织工业成套设备，打破了外国纺织机械长期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1925年春，与人合伙租办苏州苏纶纱厂， 建立光裕公司，总管大隆、苏纶两厂，实施棉铁联营。1934年又收购上海隆茂纱厂，改名仁德纱厂，并投资常州和郑州的纱厂，成为上海、苏南著名的实业家。
1937年，原大隆机器厂分化为大隆和泰利两个厂。大隆厂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后被日军占领，改名大陆铁厂，主要用于生产船用柴油机，之后主要从事军工生产。被奴役的中国工人在敌人严密的军事管制中，在地下党组织的秘密领导下展开了隐性的斗争，发动工人以搞乱敌人计划为目的的“以少报多”；用有砂眼的零件次品充数“以坏充好”；白天入库的零件，夜班工人又拿出充数的“偷梁换柱”和磨洋工等办法与敌人周旋。这种在敌人重兵把守的军事要地内展开的没有硝烟的秘密战斗，间接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隆机器厂由国民政府作为敌产接收，改名为上海机器厂第一厂。1947年，由严裕棠之子严庆龄赎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隆厂和泰利厂于1954年实现公私合营，改名为公私合营大隆机器厂，下设两厂，分别为：一厂（原大隆厂）、二厂（原泰利厂）。1955年，取消了一厂、二厂的建制，并吸纳了大昌电焊厂等50家小厂，新建了锻铁车间，扩建了热处理、铸钢车间。1966年后改为国营，隶属市机电局。1958年后，已成为能生产高、重、精各种成套冶炼、锻压、石油、化肥设备的大型骨干企业。大隆机器厂是以制造石油化工机械设备、石油钻采工具及配件为主的工厂。20世纪50年代末，工厂从生产中小型设备转为生产上百吨的重型设备。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制超高压机和各种超高压科研设备，并首创压制大颗粒人造金刚石。改革开放后，工厂转制，原址己成为上海人民新型住宅区的中远两湾城。
严裕棠先生也十分热心地方公益，先后兴建三所小学，资助静安小学和同德医学专门学校，设立圣约翰大学教师补助金，还资助了苏州河造币厂桥、彭浦董家桥的建造。
四、中国出版史上的辉煌一一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是辛亥革命的产物。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在商务印书馆任出版部主任的陆费逵与戴克敦、陈寅等约请编辑人员秘密编写新教科书，为将要创立的中华书局作准备。
1.脱颖而出
中华书局于1912年1月1日开业后，提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与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展开了竞争。中华书局首先出版了新编的《中华教科书》，以其国旗图案抢占了大部分教科书市场，为改编改制的学堂提供了各类新教材，深受民众的欢迎，教科书一时供不应求，中华书局自此一炮打响。于是中华书局“改公司，添资本，广没分局，自办印刷"'后又吸纳文明书局、民立图书公司和聚珍仿宋印书馆，迅速发展成为当时国内第二大民间出版机构。
商务印书馆这时才意识到竞争的严迫性，也赶紧编印新教材，与中华书局展开竞争。这时，上海世界书局等出版机构，也纷纷加入出版教科书的竞争行列。很多书局在编辑出版教料书时，力求精湛，降低定价，争夺市场，这无形中对新教材的革新和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华书局刚成立时，在上海福州路东首租了三间店面，同时在福州路惠福里开办了印刷所，不久迁至河南路。总公司于1913年又迁至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并租用周边的民房用于公司业务的发展，设置了编辑、事务、营业、印刷四个部所。总店（发行所）先设在抛球场（今河南路南京东路口），1916年迁至棋盘街（今福州路河南路转角）新建的五层楼大厦，店面十间，紧邻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是年，中华书局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哈同路（今铜仁路）路口建成总厂，除印刷所外，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也随之迁入。总厂占地面积四十余亩，在当时上海各印刷厂中居首位。中华书局在编印工具书、辞书及整理古籍书方面，成绩突出。辞书、工具书，编校严谨、印制精善，后经多次修订，已成为我国出版史上的经典之作。
2.坎坷经历
中华书局为扩大经营，大量购地建房，造成了严重的资金短缺，加上当时的中华书局副局长沈知方挪用公款投机失败，又因与同业激烈竞争，赔本卖书，书局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到了停业的边缘。为摆脱困境，中华书局曾租给新华公司，又曾与商务印刷公司谈判合并而未果。后来中华书局依靠常州资本家吴镜渊等组织的“维华银团”及董事高欣木等组织的“和济公司”给予的贷款，才得以维持经营下去。在1920年前后，中华书局承接了印制克劳广告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烟壳的业务，从中获利颇丰。在1930年孔样熙任董事长以后，中华书局大量承印国民党有价证券和小额钞票，书局印刷业务发展迅速。并于1933产在香港九龙建立印刷分厂，全部采用新的印刷设备，当时号称远东第一。中华书局于1935年在澳门路469号建成新厂，总办事处、编辑所、印刷所、图书馆随之陆续迁入。
1941年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在香港去世后，由李叔明任经理，上海方面由吴叔同任经理。在抗日战争时期，静安寺老厂印钞部也转移到香港分厂，澳门路总厂更名为“美商永宁公司"，由美籍商人A·F·沃特生任经理。日军进占租界后，永宁公司被封。中华书局于1942年2月在重庆成立总管理处，抗日战争胜利后全部迁回上海。从1912年到1949年，在坎坷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华书局共出版各类图书约6000种，包括教科用书、古书、字典词典、杂志、各科新书、儿童读物、外文书籍、碑帖书画等。
3.硕果累累
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的数十年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艰难生存，对我国的文化和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为更好地发挥这两个出版机构的作用，政府通过公私合营改造的方式，于1954年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同时迁到北京，本着继续发挥它们各自传统优势的思想，在主营业务上进行了合理的调整和科学的分工。中华书局加挂财经出版社牌号，总局迁至北京，曾长期在王府井北大街的原中国文联大楼内办公，与商务印书馆同处一楼。上海澳门路原址留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辞海编辑所、图书馆、印刷厂等。1957年，中华书局与同在北京的古籍出版社合并，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学和各类历史资料的编校、整理、出版等工作。
上海出版局于1970年代在两个编辑所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并将两个出版社及图书馆分别安排到新址，原址全部留给上海中华印刷厂（1998年改为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现代化的彩印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华书局在古籍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出版的各类古籍和学术著作计有数万种，已成为国内外研究中华文化、历史的珍贵资料。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华书局不断扩大经营业务，在保持传统优势的主业下，出版了大量文史哲专著和普及读物，受到了广泛好评。在新的文化市场竞争中，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4.陆费逵的故事
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1886一1941），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号少沧，原籍浙江桐乡。1886年9月17日，陆费逵出生于陕西汉中的出版世家，其祖父曾担任过《四库全书》的总校官。18岁时，陆费逵便与友人在武昌创办学界书店，并担任经理。1905年7月，他辞去经理职务，与冯特民等接办了汉口的《楚报》，任主笔。不久《楚报》被查封，于是他来到上海，在昌明公司上海支店（书店）任经理兼编辑。1905年底，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书业商会，被选为评议员、书记。1906年，上海书业商会创办《图书月报》，陆费逵任主编。1906年，在上海文明书局任职，兼文明小学校长。1907年秋，应友人高梦旦的聘请，进入商务印书馆，主编《教育杂志》，宣传教育救国的思想，主张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提倡统一国语、统一读音等，对教育界颇有影响。当时，废除私塾、兴办新学的呼声很高，孙中山领导的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运动，也如火如荼，民国政府建立在即。陆费逵以出版家的远见卓识，认清了这一形势，提出革新教材，重编一套适应新形势的教科书的建议，并联络一批同道者，着手编出了一套小学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的新教材。
但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些负责人，思想保守，对新的革命形势抱悲观态度，唯恐新教材不被世人接受，经济受损，否定了陆费逵的建议。加之陆费逵早已不满足寄人篱下之地位，于是，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民国始建，陆费逵便联络了原商务印书馆的一批同仁，宣布脱离商务印书馆，成立了中华书局，并自任中华书局总经理，时年27岁。1916年，在上海棋盘街开设中华书局总店，兼并文明书局和民立图书公司。1917年位于静安寺路的总厂建成。自1919年起，陆费逵兼任编辑所长。1930年，当选为上海书业公会主席。1933年，在香港设印刷厂分厂。1936年，在上海澳门路建成印刷厂大楼，彩印业务跃居全国第一，编辑所及图书馆也同时迁入，图书馆藏书60万册。陆费逵还创办了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在他主持工作的30年间，编辑出版了《新文化丛书》等一系列著作。1941年，陆费逵在香港病故。
五、水与火的故事一一宜昌路救火会
在普陀区东南部，苏州河南岸，与造币厂湾相伴的有一座比普陀区建区历史还长的历史老建筑一一宜昌路救火会大楼（宜昌路消防站楼）。让我们重温一下这一段水与火的故事。
1.昔日普陀第一高
早在上海开埠之初，在上海开办的一些洋行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从国外购进了一些当时西方先进的消防设备，以备不时之需。到了1865年，当时的上海工部局就与保险公司协商，规定在租界内开设的任何商事机构都必须购买火灾保险，并由保险公司垫资添置规定的消防器具。为此，上海工部局专门成立了火政处，下设若干个消防区，每个消防区都设立一个“救火会”。“腾空百道飞泉起，机器新成灭火龙。”这是老上海留下的描写当时救火会救火场面的赞词，这标志着上海正式开创了属于市政的消防事业。
早期在上海租界被称作“水龙”的消防车，实际上是一种带轮子的蒸汽机水泵，该机器设有一只很大的锅炉，以及蒸汽机和水泵。在还没有自来水的年代，上海当时很多的小河道都被填成了马路，当时的火政处就在马路上挖了许多“消防井"。
救火的时候，将很长的进水带插入消防井中，被抽上来的水就喷射而出，完成灭火任务。
宜昌路救火会位于今普陀区宜昌路216号，占地面积约1800平方米，建筑面积3130平方米，该救火会创建于1932年，由当时的日商集资。救火会大楼选址在宜昌路中段北侧，西苏州河路路口，对加强和健全这一地区的消防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地处宜昌路，故以路名命名为宜昌路救火会大楼，它是普陀区历史上第一幢高层建筑。
宜昌路救火会大楼是四层楼高的钢筋混凝土、砖混结构，紧邻苏州河，火红的外观很好辨认。最醒目的是其13层40米高的火警瞭望塔，该幢建筑呈现代派风格，立面强调竖线条构图，基座窗间墙上下通贯，窗口上下饰褐色面砖，其塔身竖线条，开窄窗，渐向上收拢，顶部八角敞亭。大楼底层为消防车车库，有消防车四辆和其他消防设备等，其中有曲臂登高车一辆，泵浦车三辆。二、三、四层为办公用房和消防队员及其家属宿舍。负责消防的范围为东至西苏州河路，西及武宁路，南起康定路，北达新村路。登上40米高的火警瞭望塔塔顶，不仅可以俯瞰苏州河两岸的普陀、闸北、静安、长宁等市区，借助望远镜甚至还能瞭望至宝山、嘉定等郊区。
1941年，宜昌路救火会被侵华日军接管，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接管，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上海市军管会接管。
1951年6月，正式划归上海市公安局消防处管辖，改名为上海市公安局消防处第四区宜昌路区队。1973年1月，改名为上海市公安局消防处第三大队宜昌路消防中队。1983年1月，隶属武装警察部队系列，改为武装警察部队上海市总队消防处第三大队宜昌路消防队，简称宜昌路消防队。1991年12月5日，救火会大楼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单位。该建筑在1999年被公布为上海市第三批优秀历史建筑，目前的进驻单位是消防三支队宜昌中队。
2.城市的眼睛
消防火警瞭望塔，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个词似乎有些遥远和陌生，但在过去被称作“城市的眼睛”。在最早的时候，发现火情是以鸣钟的形式通知消防队的。后来，有了单线电话，发现火警后，也就不用再敲钟了，瞭望员直接将火情通过电话送到消防总队，消防总队再安排所属辖区出警。几十年过去了，上海的楼宇不断增高，原先的救火会，瞭望塔早已淹没在林立的高楼之中、更科学的观察火情的方法取代了它们，但透过这双“城市的眼睛”，我们司以看到普陀区的城市发展史，还有属于这座城市的记忆。
最后一位在“城市眼睛”上发现火情的瞭望员叫吴文源。1992年，吴文源进入消防队瞭望班工作。1997年初春的一天中午，他在站岗时发现东边不远处有黑烟升起。当时他的脑子里立即想起了苏州河边的第一印染厂，因为烟雾呈黑色，绝非居民家中炊烟，他立即拿起单线电话通知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在接到信息后，迅速派出了消防车赶到现场。当他们赶到现场时，第一印染厂的工人们还不知道车间里已失火。吴文源因为及时发现了这次火情，获得上海市消防局颁发的超外线报警三等功。瞭望员的工作枯燥但神圣，诚如吴文源所说：“火情瞭望员的日子是孤独的，又是奇妙无穷的。”
随着现代通讯工其和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1997年，上海市消防局正式撤销了上海所有消防中队的消防瞭望班，宜昌路消防站楼瞭望塔带着满身的荣耀退休了。
如今，这座瞭望塔虽已失去了它往日的雄姿，却成为上海消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来到这里的人们，都喜欢登上楼顶去观看领略一番。登楼爬梯，见到整个塔梯不足1米宽，每层塔梯有15个台阶，铁质结构，稍显陡峭。每到达一层楼面后，还需走5米楼道，才能再次向上攀登。到了13层楼的瞭望塔顶层，看到的八扇玻璃窗、一根电话线、一张电话桌、一部电话机、一把1米高的旋转椅等是瞭望塔里原有的设备。站在塔顶，似乎依稀能看到当年瞭望班的战士们手持望远镜，向远处寻找火情的情景。而在这座最高瞭望塔上也诞生了一项令人啧啧称奇的纪录一一最快的火情“扫描”纪录。现已七十多岁的消防老战士张永林正是这项纪录的保持者。当时每隔一段时间，消防队的领导都要对瞭望班战士寻找火情的时间进行考核，张永林从接到领导下达寻找“火灾发生”的街名起，只用3秒钟的时间就能准确用望远镜找到火情目标，之前最好的纪录是8秒钟。
当年的瞭望塔，用锐利的“眼睛”尽早发现火魔的入侵，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今，上海市消防局在最大限度上保留瞭望塔的原始风貌，并对市民开放，成为“城市记忆”之一，它向人们警示：火灾无情，小心火烛。
宜昌路救火会大楼是上海市的优秀历史建筑之一，于2004年12月被普陀区列为首批不可移动文物，火警瞭望塔也随之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
